聊聊人口、民族、医疗和疫情救治

希望天佑我中华，助我民族战胜早日疫情，劈波斩浪，再造辉煌

写在前面

最近一个在看人口学的书，前不久的伤医事件，疫情的突然爆发，总结起来都是人的事，人的原因，需要人来解决。

我们将如何老去和离去：日本的前车之鉴和严峻的人口问题

在日本经济陷入“失落20年“的前几年，很多学者认为，日本的问题主要是房地产泡沫破灭带来的金融危机和汇率浮动后升值过快，影响出口竞争力。随着危机过去，日本就可凭借其强大的竞争力，重振日本经济。但现在看来，两者并非根本原因。

金融危机一般持续3年左右，历史上最严重的金融危机——美国30年代的大萧条，也仅持续12年，而日本已持续近20年。过去20年，日本经济虽然不好，但一直长期处于贸易顺差。90年代时，日本早已不再和中国比拼劳动力成本，而在和美德比拼科技创新能力。日本企业之所以败下阵来，是因为错失了一个又一个新技术带来的发展机会。

现在大家普遍认可的原因是：日本20年经济萧条是其创新和创业能力的缺失，而这是和日本企业和社会老龄化因素密切相关的。

（图：原文此处有配图。日本“二战”后经济增长率和老年人口指数的变化图。）

图4-1是日本“二战”后经济增长率和老龄化程度的变化图，可以看出日本的老龄化程度在20世纪90年代后迅速提高，而与此同时经济增长速度降到了1%左右。日本在20世纪90年代成为老龄化程度的“世界冠军”，这是由“二战”后日本人的寿命不断提高和生育率的急剧变化造成的。

另一个角度来看，日本的老企业能屹立于经济洪流中达百年甚至更长，拥有着实令人钦佩的匠人精神。但当下日企出现明显的断层，那些具有匠人精神的日本家族企业只是小而美的代表，无法支撑起日本整个社会的经济发展。

所谓匠人精神，某种程度上就是反工业化反规模化的某种“倒退”。劳动力的老龄化与僵化的晋升制度相结合，削弱了日本企业的活力，导致它们在与美国年轻公司的创新竞争中落败。

（图：原文此处有配图。中国2040年的人口结构与2008年的日本对比。）

通过图中比较可以发现，中国2040年的人口结构将与2008年的日本极其相似。

通过中国10年和40年的人口结构，可以看到，到2040年，虽说总人口还维持在14亿左右，略高于现在，但老年人口将从1.71亿增加到4.11亿，工作年龄人口（20～60岁）将从8.17亿下降到6.96亿。最有活力的20～40岁的人口，将从4.36亿下降到3.02亿，下降幅度超过30%。

中国劳动力的老龄化与日本的趋势非常相似。到2025年时，中国劳动力的结构将和20世纪90年代日本劳动力的结构一样老，而到2040年的时候，中国劳动力将比日本劳动力的年龄更大。如果日本是前车之鉴，那么中国的经济将从2025年开始遭受缺乏创新和创业精神的重创。

很多人以为，中国成立后的前30年生育太多导致人口增长过快。但实际上，中国人口占世界人口的比例在1950、1980、2015年分别为21.8%、22.1%、18.7%。从50年到80年的30年内，中国人所占比例仅上升0.3%个；而从80年到15年，则下降了3.4%；后30多年下降速度是前30年上升速度的10倍。

此外，前30年中国人口的增长速度只快于曾经历人口暴涨的美国、日本和东欧，远远慢于几乎所有发展中国家。虽然中国2015年的13.75亿人是1950年5.52亿的2.49倍，但2015年出生的1655万人远远低于50年代年平均每年出生的2100多万人。如果中国人均预期寿命一直维持在20世纪50年代的水平，中国现在总人口甚至可能低于50年初期水平。

过去30多年来，中国年出生人口整体大幅萎涨。根据10年人口普查数据，80后、90后、00后的人口分别是2.19亿、1.88亿、1.47亿。从80后到00后不到一代人时间，人口萎缩了33%。目前上海户籍人口的生育率是全球最低——0.7，即每对夫妇只生0.7个小孩，也就是说，上海的户籍人口下一代只有上一代的1/3。

尽管全面二孩政策会带来出生人口短暂而有限的堆积反弹，但在此之后，由于处于22～30岁的生育高峰年龄的女性在未来10年将萎缩40%以上，即便全面放开甚至大力鼓励生育也无法避免出生人口的断崖式坠落。

除了总人口未来急剧萎缩，中国的人口问题要复杂得多。主要表现为严重的少子化和老龄化，即总人口中少儿比例大幅下降和老人比例大幅上升。从人口统计来看，可把0～14岁占人口的比例称为少子化程度，比例越低少子化越严重；把60岁以上占人口的比例称为老龄化程度，比例越高老龄化越严重。

国家统计局发布的《2018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截至18年末，中国0-15周岁人口为24860万人，比60岁以上的老年人少了89万人，这是中国首次出现老年人口超过少儿人口。《国家应对人口老龄化战略研究总报告》中，中国60岁以上人口，将在25年和33年分别达到3亿和4亿，2053年升至4.87亿，本世纪后半叶将一直稳定在4亿左右，占总人口的1/3右右。2070年前，我国将一直是全球老龄人口最多的国家。

尽管已全面放开二孩，但18年中国人口出生率依然创建国以来新低。2019年新出生人口只有1600万左右。1982年到2000年，再到2015年，中国少子化比例一降再降：从33.6%，22.9%，再到16.5%，而老龄化比例则从7.63%，10.5%，再到16.1%。

少儿比例降低和老人比例上升有两个原因：一是预期寿命延长，二是长期低生育率。根据联合国15数据，在所列的全球201个国家和地区中，中国的预期寿命排在第71位，属中上水平，但少子化程度和老龄化程度分别排在第45位和第65位，都高于预期寿命的位次。这说明，与其他国家相比，导致中国如此严重的少子化和老龄化的原因是长期低生育率，而非寿命延长。

低生育率可以产生人口红利，但不可持续。人口红利通常由抚养比来衡量。抚养比是指，在一个社会的人口当中，非劳动年龄人口（<15岁的儿童以及>64岁的老人）所对应的劳动年龄（15-64岁）人口数量。抚养比越低，每个劳动者所需负担的儿童和老年人数量就越少，因此人均收入就越高，从而导致所谓的人口红利。

中国的“独生子女政策”导致中国的生育率和抚养比在过去30年中产生剧烈的变化。1985～2015年，由于独生子女政策，城市化比例提高，女性受教育程度提高等的综合影响，儿童数目迅速减少，抚养比由44%下降至37%。在过去的20年中，中国经济享受到巨大的人口红利，但这只是一个短期效应。

因为今天更少数量的孩子，意味着20～30年后更少数量的劳动者。2011年，中国劳动者的数量达到高峰。之后，中国的人口红利和抚养比将会迅速上升和逆转。15～40年，中国的抚养比将从37%快速攀升到60%。抚养比的上升，特别是老年抚养比的上升，会给养老金和医疗支出带来沉重的财政负担，而这又必然会导致更高的税收或更高的退休年龄。这样会耗费政府的大量资金，对中国经济的发展产生负面影响。

为了应付日益增长的养老需求，政府可以有如下选择：

（1）提高税收；（2）增加赤字；（3）减少老年人的福利；（4）延长退休年龄。

提高税收将会降低经济的活力，尤其是年轻人的活力；增加赤字不解决本质问题，赤字最终需要由更高的税收偿还；在一个老龄化社会中，减少老年人的福利通常是政治上的“自杀”，因为老年选民拥有强大的政治权力。

许多人认为，由于平均寿命超过80岁，如今的老年人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健康，工作到70岁并不是一个大问题。所以，养老保障的财政缺口可以主要通过提高退休年龄来解决。然而，如果有越来越多的老年人停留在劳动力市场上，也会带来一个副作用，即当政治权力和社会资源越来越倾向于年迈的员工时，整个社会都会变得更加保守。因此，创新和创业将不可避免地会受到影响。这种劳动力老龄化的负面影响，是导致日本经济出现“失落的几十年”的主要原因。

为什么人口下降

经济发展势必造成总人口数量和生育率下降。主要是三点原因：

（1）首先，随着经济发展，社会对人的教育的要求越来越高，所以培养孩子，尤其是高素质小孩的成本越来越高。

（2）其次，随着经济发展，女性受教育的程度和参与工作的比例越来越高。在很多发达国家，女性受高等教育的比例已经赶上甚至超过男性。女性在教育和事业上投入的时间和精力越多，生育率就越低。

（3）最后，现代城市生活中丰富的社交和娱乐活动进一步挤压了家庭生活和抚养小孩的时间，很多年轻人选择晚婚甚至单身。

综上所述，大多数父母没有精力，财力和意愿去培养更多的小孩，这几乎是所有国家的发展规律。

我之前也“采访“过身边一些朋友和女性，问他们愿不愿意结婚和生孩子。结论是愿意结婚的比例高于愿意生孩子的比例。

决定生育观念的核心归根结底是生育成本。但有一个重要问题，那就是我们现在的很多人对生育成本的理解是有偏差的，至少是不确切的。在现代社会，我们为生小孩自我预设了很多门槛，创设了各种难题，却忽视了孩子真正需要的东西，是一个温情的家庭，是来自父母的正确的爱。

而这并不需要太高的社会地位或者特别优异的经济条件。我们是被进化赋予这个需求的，在抚养小孩的过程中，我们生命的一部分也得到继承和延续，这是无法用其他方式取代的。

女性不愿意生孩子其实是一个系统性的社会问题——1）养育成本的提高一来自盲目攀比，二来自教育资源（师资和学校）的稀缺和投入不足；2）职场上对女性怀孕及生育的极度不友好：适龄的会被问是否打算结婚生子；结婚的会被问是否打算生育，生育的会被问能否恢复到生育前水平以及谁照顾孩子。几项综合下来，女性迫于职场压力，只能被迫晚婚晚育或者放弃孩子。

从成本角度来说，企业做法“无可厚非“，面对市场竞争和国家政策，企业需要生存，无法承受这个成本，只能把成本转嫁给女性——体现出来就是职场歧视。但如果企业不愿背负女性生育带来的成本，那么国家是不是来做点什么呢？毕竟生育率逐年降低，人口老龄化、劳动人口减少，事关整个国家的未来。

在欧美很多国家，政府已经在行动：通过补贴来降低因为女员工生育导致的企业成本；夫妻双方休同样长的产假（甚至男性是强制必须休产假），减轻女性产假抚养小孩的压力，避免产假带来的职场歧视；有配套托儿所体系（中国在八九十年代也有和单位配套的幼儿园），让职场父母没有后顾之忧。政府势必要在生育问题上，做出更多努力和出台更多相应配套政策。

下面说几个人多带来的“刻板印象“

城市拥挤

城市化使得越来越多的人生活在城市，城市变得越来越拥挤，所以很多人认为“中国人太多”这个刻板印象。其实城市人口密度和国家人口密度没有关系。

俄罗斯和美国地广人稀，莫斯科和纽约的人口密度丝毫不逊于北京上海。实际上，中国拥挤的地方基本集中在大中城市，小城市和大部分城镇和无数村庄并不拥挤。

城市人口密度高是因为城市的集聚效应。在大城市可以享受到便利的公共设施、丰富多彩的生活和更好更多的职业发展机会。集聚效应，在今天更加强烈地体现出来。在过去的20年中，世界上的大都市普遍都吸引了更多的外来人口。所以，即使中国总人口比现在少，上海北京的人口还是会不断增长。

控制和减少中国人口并不能缓解一线城市的种种问题。相反，事实是：人口众多的国家会形成更多的规模不同的城市，给人们提供更多选择。在中国，不喜欢北京上海的人还可以去成都、杭州、武汉、西安、重庆这些大城市；在俄罗斯，除了莫斯科和圣彼得堡几乎没什么选择，其他城市规模都偏小，生活单调或者不适合生存。

如果中国人口下降到几亿，年轻人涌入一线城市的比例并不会下降，但中小城市会萎缩到几十万人，很多中小城市会加速衰败，让人们可选择的城市数量大幅度减少。

北京人太多

很多人说：北京的地铁里程已经超过上海、首尔和伦敦，世界第一了；但依然街道堵塞，地铁拥挤，人们会自然去抱怨人太多，要人口控制。这个逻辑也是站不住脚的。

比如，春节期间，由于大量外地人回乡过年，北京的地铁可以躺着坐了，二环可以开到90迈了。很多人觉得北京平时要是也只有这么多人就好了。这背后的假设是，如果平时真的只有这么多人，地铁依然会有这么多线路和这么密的车次。这是典型的用微观视角看待宏观问题所产生的错觉，也就是在假设外部条件不变的情况下来看人口减少的影响。

如果平时真的只有这么多人，北京的GDP不会有这么大，建设地铁的需求和财力也没这么强，北京不会有如此密集的地铁线路和车次。如果要看北京平时少掉一半人口到底有何影响，应该去看现在的人口只有北京一半的城市的状态如何。比如广州，建成区人口大约是北京一半，同时广州地铁线路里程也为北京一半左右。

实际上，北京正是由于大量外来人口才给带来了无穷的活力。北京人口聚集所带来的各种问题是效率提升的后果，与全国总人口关系不大。纽约曼哈顿的人口密度要大于北京人口密度最大的西城，但没有人会因为曼哈顿拥挤就想到去减少美国人口。

（图：原文此处有配图。中国和美国2040年人口结构一览。）

人多其实不耽误共富

对于所有政府来说，教育投入只占税收一小部分，一般远小于养老的开支。在美国，税收占GDP的26%，教育开支只占5%，而养老超过GDP的12%。由于美国的生育率长期处于替代水平，年龄结构基本稳定，所以以上比例可大致反映出个人从出生到老去的过程中对政府收入和开支的影响。

中国目前税收占GDP的比例为20%左右，教育投入为4%左右。因为中国的生育率已经长期大幅低于替代率，将来劳动者占总人口的比例将大幅下降，老人占总人口的比例将大幅上升，中国未来用于赡养老人的支出将远远高于GDP的10%，这将严重挤压国家对国防、科研和基础设施方面的投入。

如果以个人一生所创造或享用的财富为一个单位；生育一个小孩，政府需投入5%来教育他，但可获得26%的税收，最终用12%来赡养他，而剩下的9%，则可以投入国防、科研或者创造更多的社会资源。总体而言，政府或社会从个人获得的收入要大于开支。这个结论丝毫不奇怪，因为对社会来说，人不完全是负担，更是贡献者。人在工作以前是负担，但工作之后却是社会财富的创造者，进入老年后又成为负担，但总的来说，人对社会的贡献要大于带来的负担，这也是世界人口越来越多，但人类整体却越来越进步的根本原因。

因此，限制孩子的出生虽然看似当前节省了抚养费用，但却极大地削减了推动社会未来进步的力量，是一种杀鸡取卵式的短视行为。

结论

完全放开生育并无风险。最关键的是，不应该把生育当成洪水猛兽。在生育率比我们高得多的西方国家，婴儿潮被当成社会福祉，因为它们明白：孩子是最珍贵的资源。自然资源可以从市场上购买，唯有本民族的孩子需要自己生育和培养。即便应对出生的反弹需要一些付出，但未来的报酬将远远超过这些付出。

真正需要担心的不是放开后出生人数的短暂反弹，而是几年之后，新生儿数量又会雪崩式地下滑。原因除了生育率在补偿生育结束会回落之外，是育龄女性急剧减少，这背后是：20世纪90年代生育率快速下降，导致“90后”母亲在不到10年会减少约一半。这个大滑坡将严重恶化老龄化程度，加剧未来人口的衰减。如果大量的家庭都只有一个孩子或者没有孩子，那么家庭抵御风险的能力是很薄弱的，最极端的情况就是出现失独家庭，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失独家庭会成为越来越大的社会问题。

你们不会真的以为老了可以单纯依靠自己，政府和养老院养老吧？

（图：原文此处有配图。中国和印度2040年人口结构一览。）

65岁以上人口从7%增到14%，法国历时115年，英国47年，日本24年，中国呢？最新估计，只需要21年。

我们首先要意识到中国为老龄化社会服务的准备时间是非常短促的，和西方国家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的时间相比，我们的老龄化过程来得太快。虽然日本比中国早20年进入老龄社会，但日本人家是有准备的：是先富后老。战后日本经过几十年高速发展，有经济实力去承载社会的养老需求。

（图：原文此处有配图。四大国老龄化速度。）

日本有一项全民保险制度——厚生险。40岁开始缴纳，男性缴纳25年，女性缴纳20年，退休后这笔厚生险跟养老院直接挂钩。较高的国家医疗补贴，厚生险，再加上个人存款，许多日本老人能安心养老。

从养老产业看，日本养老院体系比较成熟，日本老龄产业主要针对B端，因此一家养老床企业就能做到世界第一；而中国的居家养老，实际上老无所养，老龄产业面对的是C端用户，于是就有所谓的中国大妈消费群体，连广场舞都会成为产业，也因此有无数老人被保健品所骗，深陷金融诈骗的圈套。

说是“银发经济”，实际上超万亿的养老产业，目前还没有一家对应的上市公司出现。

少年强则中国强。没有年轻人的支持，别的都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面向未来，提高生育率，才是解决人口问题和老龄化的真正出路。无论是强国地位，还是青山绿水，唯有留给少年，才有未来中国。

我们为什么少有预防风险而只有消灭危机的意识？

我们所处的时代，是一个风险社会。风险社会是指在全球化在发展背景下，由于人类实践所导致的全球性风险占据主导地位的社会发展阶段，在这样的社会里，各种全球性风险对人类的生存和发展存在着严重的威胁。在风险世界中，危险是客观的，概率是建构的，后果是现实的。

现代社会发展的意外后果——现代风险，正是现代科学、技术、工业、国家、资本等多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而这些因素会综合在一起作用，其关键在于决策过程缺乏科学的意外后果以及决策后果的周密考虑。因此，要防患于未然，规避风险社会中的风险，必须从反思决策开始。

十七年过去了，现在的我们拥有数以亿计的社交媒体，有领先世界的5G，先进的人工智能，“读懂人心“的大数据，全能的融媒体平台，中国社会依然在用一种传统的应急处置的方法对待。即当风险转化为事实伤害之后，再通过大规模的人力、物力、财力和智力的广泛动员，以减少伤害扩散，治疗创伤、激发善性、获取支持。

有人问：“如果有人穿越回一个月前的武汉，他能拯救这场灾难么？“

答：不能，他会成为第九个造谣的人。

为什么别的国家没有而中国容易出现大规模病毒？

第一，老百姓迷信&饮食习惯差，什么都不怕，什么都敢吃，即使没有检疫。这在别的国家是无法想象的。

第二，老百姓自我防护意识差，缺乏基本的媒介素养，信息甄别能力差。

新加坡从1.2就开始排查武汉来人，外媒1.7日就开始大规模报道关注武汉疫情，但中国老百姓根本没有自我防护意识，缺乏信息甄别判断能力，下图网友的看法基本展现出1月7日以来很多老百姓对信息的甄别处理能力。

任何时候，都是自强则万强，自己蠢，就先别去怪政府。

在国内，这一点做的最好的是上海和上海人。他们某种程度上，很像盎格鲁撒逊人。

上海人有着极强的维护社区公共利益的意识，当地人很少关心国家大事，琢磨的更多是身边的事，比如公共服务好不好，环境保护到位不到位；本小区菜价是不是合理，社区医院里有没有疾病流窜这些切身关己的事。

只要稍微出点坏消息，不用说新型冠状病毒这种，哪怕就是孩子饭菜不健康，学校里有坏人闯进了，垃圾箱恶臭等等，上海大叔大妈就炸了，各种舆论就会开始讨论，响应，会有人组织起来去调查情况，迫使政府重视并公开信息。

在上海，公共利益观念极其强，几乎不可能出现武汉那种八个关心疫情的知情人透露如此可怕的情况后，当地老百姓置若罔闻，麻木不仁的现象，基层政府也不可能隐瞒不管不顾。朋友圈有位真人真事：湖北人春节在上海没回家。在上海期间，先后被公寓、上海派出所、上海户口所在地、小区居委会以及驾校等电话问候假期前后行程。事必躬亲，事无巨细到这个份上，国内应该上海是独一份，“无人出其右”。

而反观之，绝大多数城市，大多数民众严重缺乏此种社区意识和公共利益观念。对身边事务很少倾注多少注意力，将绝大多数注意力聚焦于离自己很遥远的国家国际大事上，并在这些问题上有着最强烈的表达欲和最激烈的言辞。

所以，当有人在冒险披露疫情，当地老百姓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左耳朵进右耳朵出，反正是大家的事、反正也会有其他人管的心态——关注这些公共利益的人看起来反而显得“愚蠢”；这在上海是无法想象的。在这种情况下，当地政府公共压力，自然也无法和上海政府同日而语。

很多人称赞上海市政的优秀，却不知道这是官民长期优良互动的结果。是民众的观念和意识推动和决定政府的施政，而不是相反。

美国民众也是，他们很少关心国际大事。很多国人应该感受过，到美国后，发现：说好的美帝国主义呢？美国人为什么如此无知？很多人竟然连中国在哪都不知道。

这就是美国人的本性和特点：从二战要不要参战就是。美国人很少会花时间关心与自己无关的事情，但他们会很关心与自己切身利益密切相关的事务。大多数美国人并不关心世界怎么了，中国欧盟经济几何了，他们更关心本州，本市，本县，本社区的事。越是身边的公共事务中，越和自己身边人，家里人相关，越关心。

因为美国普通人极为关心涉及自身利害的本州本市本社区的事，一旦稍微传出病毒的谣言，当地的老百姓就会开始对这件事情追根溯源，最终促使政府不断去就落实，解决问题——盎格鲁撒逊人强大却平凡的民族性。

武汉疫情，10天出现天翻地覆的变化，从“星星之火“到”火烧燎原“，本质上是官民基层治理问题，是官与民众的错位互动问题，。虽然官要负大部分责任，但绝不意味着民就没，不需要反思。当地民众对本地公共事务的关注程度和热情，是以后当地政府避免此类失误的重要甚至主要途径，即民众的心态和思维实际上决定了政府的执政方式，而不是相反。

公立与私立之痛

这次疫情凸显出来的第一个问题是人们的自我保护防范意识不够，第二个便是关于公立私立医院的表现，作用以及中国的医改问题。

15年，国内民营数量首次超越公立并于2018年底达到2.1万个，占比63.5%。但从诊疗量上看，18年民营医院诊疗人次5.3亿人次，仅占诊疗人次总数的14.8%，绝大部分诊疗仍在公立。有钱有设备却没人才，有些地方政策落实不到位、不规范、监管不完善等，是社会办医多而不强的主要症结。

公立医院和私立医院目前最大的差别在于两个方面：

①公立医院有良好的医生和医学教育体系支撑支持；

②公立医院有经年累月积累起来的足够市场信任度和百姓认可度。

如果还有区别，就是：

①私立医院收费高，服务好一些；

②公立医院承担的社会义务多，私立就少很多了。

③公立医院的医生收入低，但职业提升和荣誉等更多；私立医院医生收入高，但是社会认可度和地位远不如公立。这是由医学教育体系和公立医院地位决定的，私立医院系统如果有大老板直接拿大量钱进来砸出自己的医学教育体系和医院规模，也可以实现同样的效果；但这个一来需要时间，二来公众评价需要自己去争取。

为什么在当下，公立医院如此重要？

因为公立医院是唯一传递“把病看好”的核心价值观的。医疗供给中，中医拿走一大块，但没什么产出；民营医院大幅上升（数量占总医院数约50%）但真正解决老百姓问题的，有口碑的，又有多少？绝大多数民营医院的核心竞争力是医院的装修和停车场。最后，任何在其他地方看不好病的人，都会去公立三甲，被中医耽误的，私立医院被骗受气的，最后都得让公立医院擦屁股。

疫情爆发以来，大量媒体人以及跟风的自媒体人义愤填膺地指责武汉医院“一床难求”，可是，在此之前，也正是这些人指责公立医院规模过大，要求严控公立医院床位数量的（好把市场让给“民营医院”，其实主要就是莆田系）。

这事不是没有前车之鉴。

原中共云南省委常委、昆明市委书记，云南省委副书记16年因为贪污受贿被判刑。让仇和声名鹊起的，是他的“宿迁医改”。仇和在宿迁期间，曾大刀阔斧推进医疗教育改革。当年宿迁搞的医疗教育改革，公立医院和学校都卖给私人，上到市医院下到卫生院都卖给私人卖光公立医院，此事极具争议。医改“宿迁模式”因此被全国所知。在仇和主政下的“宿迁医改”，宿迁124个乡镇公立卫生院和10个县级以上的公立医院，全部改为民营。这场医改也被称为“卖光式”医改。

经过大刀阔斧的改革，宿迁成为全国唯一一个没有公立医院的地级市。结果就是，当地人都到外地看病，而当地最大的医院的所有者金陵药业近30%的利润来自宿迁人民医院，原因不难得知。后来宿迁政府出价10亿、20亿，金陵药业都不卖，当地政府只好在市区以外投入近20亿重建一个2000张床位的医院。而直到16年7月份，宿迁市第一人民医院正式开业，宿迁才有了“第一家”公立医院。

仇和的改革，虽然表面上喊得震天响，但是在操作上十分乖巧，真正需要触动的利益集团、需要调整的利益关系，他都不碰绕的远远的。

一是医药流通环节，层层加价、回扣红包，这是看病最大的原因，但动都没有动；二是大型医院营利创收动机，仇和虽然把医院卖了，但无非是换个马甲：院长变老板，继续当院长，继续营利创收。而受害的是普通医务人员和六老百姓，医院民营化之后，为了控制成本，普通医生护士的待遇下降了，但是老百姓的医疗负担，一点都没有下降。

有些老百姓认为，在医疗领域的所谓市场起决定性作用，说白了，“不就是不管我们了吗”？以前经常听到一句话，医疗市场化（私有化）后，那便宜点打个折，那医生（老师）就可以对客户说：对你的身体（孩子）可以打个折么。想收就怎么收。

再往前，90年代，中国放任莆田系扩张肆虐，打压公立医院。很多人会说到台湾，但03年非典时期，台湾最大丑闻之一就是有床位的私立医院拒收疑似病例。4月28日上午9点陈水扁当局召开紧急会议，长庚医院院长第一句话就是“这些是你们公家医院的事，与我们私人医院无关！，台北市某民营医院，竟然挂起：本院未收SARS病人，请安心来院就诊的揽客招牌。

在疫情最严重时期，民营医院大佬串连大型私人教学医院，向当局施压，要求将SARS病人集中在公立医院，以免影响生意。这就是后来仓促设置“国军松山医院”的背景。台湾当年的乱象值得大陆医疗改革借鉴。

03年非典事件后，政府认识到，关键时刻，还得靠公立三甲。此后，政府不再像过去那样打压公立医院，再加上新农合以及全民医保的普及，中国医疗有了很大的改观。

这几年，好了伤疤忘了疼。在舆论的误导下，中国又在一定程度上重新走上了九十年代的老路，打压公立医院，扶持莆田系，削弱医保等等，以至于这次出现“一床难求”的舆论。

这次武汉疫情，冲在最前面的是党员干部、人民子弟兵、公立医院医生，正是他们的先锋表率作用，才能众志成城万众一心。假设我们的医院都是民营医院或者外资医院，铁路公路是民营或外资，应对灾情还可能有那么高的行政效率吗？

武汉疫情爆发后，山东、上海、重庆等地的医生纷纷支援，但是去的医生都是公立医院的，没有一家是得到十部委支持，数量比前者多一半的私立医院，前不久十部委大张旗鼓的表示，严格限制公立医院数量，严格限制公立医院床位，严格限制公立医院上大型医疗设备，严格限制公立医院举债，十年消灭1300家公立医院，这次还有公立医院，下次靠谁？

冰冷的现实告诉和教育我们（至少从当下的中国来说），医疗和教育这两块涉及千家万户国计民生的大事，是不能过度产业化、私营化的。否则，老百姓的生命安全和孩子的教育是得不到有力保障的。

话说回来，虽然台湾台湾当年的乱象值得大陆医疗改革借鉴，但是台湾当年的医改还是有很多地方值得我们学习的。

台湾是享誉世界的医疗中心，全球前200大医院中台湾占了14家，仅次于美、德，亚洲第一。美国国家地理频道制作纪录片《亚洲新视野：台湾医疗奇迹》向全世界介绍台湾先进的医疗科技和亲善的医疗服务，让全世界观众见证台湾的医疗奇迹。

台湾的健保被誉为世界最好的制度之一。占GDP6.6%的医疗卫生支出却达到84%的民众满意度；《经济学人》在评估《世界排行榜》时，综合各项指标将台湾列为第二名，仅次于瑞典。

台湾长庚医院是台湾公立医院垄断领域里平地投下的一颗炸弹。76年至今，长庚医院已经超过台湾各大医学院附属医院，成为台湾最大的医院系统。遍布于基隆、台北、嘉义、桃园、林口和高雄等地，还进入大陆市场（厦门长庚医院和清华长庚医院）。更难得的是，台湾长庚医院的成功吸引了大量的资本进入医疗领域，最终导致台湾医疗产业格局的根本性颠覆。

长庚医院是怎么做的呢？

1. 严禁收红包，禁绝医疗陋习

在长庚医院刚成立初期，医生数量短缺，送红包现象屡见不鲜。为改善这一乱像，长庚从创院就规定：医师从事本职工作就可获得合理酬劳，明令禁止任何人收受红包，一旦违反将被立即革职，绝不宽恕。在长庚的带动下，红包这一曾在台湾医疗界以为常的乱像逐渐基销声匿迹（这里比较复杂，暂且不讲）。

2. 开创门急诊看病后缴费制度，废除“住院保证金”

80年起，长庚医院开始实行先诊疗后结账的模式，这一举措在当时被认为十分冒险。但经过长庚医院的妥善防范，出现漏账的金额极其微小，引发同行效仿。83年，长庚直接废止医院保证金制度，经诊断需住院的患者就直接安排住院治疗，如果患者经济困难无法承担费用，经由社福人员评估后，由长庚医院设立的社福基金适度给予补助。让人意外的是，90%的患者出院后都能主动缴纳费用，不缴费的患者数量占比极小。

3. 坚持平民路线，带动企业投资办医

长庚主要针对中低收入人群为对象开办，平价收费，医术高超，服务到位。仅用3年时间就获得了15%的利润率，大大鼓舞了其他社会力量投资医院。迅速成为台湾最赚钱，同时也最令患者满意的医院。

长庚成功后，台湾民间财团、大学与宗教团体相继投入医疗产业，捐建大型民办非营利性综合医院。并最终改变了台湾公立医院和私立医院的比例：从当初的8：2逆转为2：8。

4. “鲶鱼效应”激活医疗改革进程

长庚的成功彰显了民营医疗的高效率，提升了台湾医疗水平，提高了公众福利，激活了台湾医疗体制改革。长庚的成功带给台湾医疗界的强大竞争压力，台湾当局前后拨给上百亿资金补助公立医院，强化公立医院措施，同时也刺激了各私立医院致力于医疗服务的提升。到2011年，私立医院已经占比经达到90%，为全岛乃至全球提供医疗服务。

5. 实施医师费制度合理测算医师酬劳

长庚医院设立之始就采取源自美国的医师费制度。医师在长庚不是员工，是合伙人，与医院一起共享收益。每一个员工都是owner，收入与成长机会与自己努力成正比。以前民营医院的薪资比公立医院高四五倍，如今，公立医院进行绩效工资改革后，医生的薪资与民营相差无几。

现在大陆医疗卫生的突出矛盾是：看病难、看病贵、医患关系紧张。这三个问题台湾都不存在，纯属大陆腐败所致。

1：看病难：大陆城市化的进程中，虹吸效应极其明显：大医院把基层的好的医生挖了，凡有点技术的医生，都集中到三甲医院、省级医院、或部级医院去了，所以老百姓不管大病小病都往大医院里跑，所以造成大医院人满为患，看病难。

2：看病贵：医风不对，主要是医院的领导，为了赚黑心钱，给医生下卖药指标，开大处方，哪怕是个感冒，都开一大堆药，医生既可得到医院奖赏又能吃药厂回扣，两全其美，谁不愿干。病人的钱都到他们口袋里了，看病如何不贵？

医生（还有老师）的收入，应比一般的行业高，要透明，严禁搞创收，捞钱，发现一个处理一个，从重处理，绝不轻饶。接受群众的监督，加强法规的建立和医德的教育，明确救死扶伤是每个医生的神盛职责。而台湾医生的收入是透明的，其他一切歪门邪道，都行不通的，医生的职责就是看病。

3：医患关系是两方面的，个别医生医德差，只想赚钱，敷衍了事，乱开药不治病，给患者不好印象。

只要把前面两个问题解决了，医患关系会自然好起来的。

面积仅为两个北京大小的“弹丸之”台湾，在短短的二三十年里创造出辉煌的医改神话，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

最后

希望天佑我中华，助我民族战胜早日疫情，劈波斩浪，再造辉煌。